《国史大纲》经典读后感7篇(5)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政权用八股文钳制人民思想，从此思想界再无出现大师的可能。明朝的历史表明，政治经济文化谁决定谁这个问题远不像结论表明的那样清晰。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小布什有句名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将政治家关进了笼子，我现在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说话。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国史大纲》经典读后感篇6

1、当知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上以上的国民，应对本国以往之历史略有所知。

2、所谓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必随附一种对本国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3、所谓对本国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正处于以往历史的最高点，而将我们自身的种。种罪恶与问题一切推诿与古人。

4、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钱穆先生这些话可谓之针砭时弊，有感而发。当人对自身处于深深的自我怀疑时，人就开始怨怼自我，视养我育我的这片土壤为尘世间最肮脏之所，将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文化视为最丑陋的文化，而全然不顾这土壤上的民族和文化以往的辉煌。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钱穆先生何以要在这著作上加上这四句话?因为在他的时代中，人们早已经不相信自己的文化了，“打倒孔家店”成了嘴边的用语，“线装书扔厕所”成了身体的行为。爱之深，方责之切，当睿智如胡适先生高唱着“全盘西化”的口号，当斗士如鲁迅喊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我们还能期待那群未曾读书识字的农民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吗?是以这看似简单易懂，可有可无的话，其中却蕴含着先生深深的无奈无力之感。

先生此书，脉络清晰的分析了中国的历史，从夏商周三代的部族演变发展到春秋的华夷之辨，从战国的贵族没落到两汉的士人阶层兴起。先生旁征博引，用简单的语言和严谨的考据将整个中国历史发展栩栩如生地描绘在读者眼前。

不同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所提倡的客观，先生认为史学是人的史学，不能做号称客观的“无人”历史研究。史学一定要联系现实，但又不能急于联系现实，以免沦落为政治的口号。是以先生此书，看似在慢慢时间长河之中毫无主角，但通读之后我们又能感受到隐藏在这些文字之下的“士人阶层”便是这段历史的主角。有人批判先生此书是走精英主义路线，忽视了历史长河之中的农民，但我觉得中国的历史自古便是一种精英参与的历史，无论是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亦或科举制，无一不是从天下元元中挑选出一批精英共建天下。在时间长河最前端的我们，为何要以现在的目光去衡量古时呢?